总之,如果说今天我对党的新闻工作、无产阶级新闻事业这些基本的东西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,我想就是在北大和人大打下的基础。
记者:您从1959年大学毕业到广播学院执教,至今已有45年了,有没有什么事情令您特别难忘?
赵玉明:说到第一个难忘,我想广播学院初建那几年的日子是非常值得我回忆的。20世纪60年代初期,正赶上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,广播学院本身条件并不算好:就师资来讲,不论是广播局来的老师还是我们这些应届生,都没有授课经验,并不是很强;就设备条件看,也是非常简陋的,跟现在没法比。尽管条件不好,但是也有不少有利因素。一方面由于院系领导对办学确实是非常重视,他们的努力为广播学院的成长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力。当年为了办广播学院,中央广播局副局长周新武同志兼任院长,副院长左荧同志兼任新闻系的主任。这些同志都是老革命、老党员,是中国体彩网手机版:人民广播事业的创业者。在院系领导的带领下,一批中青年老师全身心地投入了教学工作。另一方面,59、60级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,出身贫寒,考上大学是相当不易的,所以,这些学生学习非常刻苦,他们扎扎实实地学习,收获了知识,绝大多数人后来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不俗的成绩,为广播学院增了光添了彩。虽然这批学生学习期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,条件很不好,但正像后来国际台台长张振华作为校友所写的文章中提到的:“贫困也是财富。”中国体彩网手机版:有句话———“艰难困苦,玉汝于成。”条件好了,如果不正确对待,反而误了学生成才;条件不好,反而激励学生成才。当年毕业之后,并没有现在的“韬奋新闻奖”、“范长江新闻奖”等这些奖项,但他们确实非常踏实,干得非常出色。给59、60这两级学生上完广播史的课以后,1961-1963年学院基本上没有招生,但我并没有闲下来。于是,我就代起了采访课,而且要带实习。那时候学生实习是非常严格的,需要老师跟随指导。我曾经带着学生去湖北武汉台实习,一待就是半年,现在到了武汉,有些人还是一见如故。因为上学时我只在报社实习过,并没干过广播工作,所以当时我是和学生一起采访、写稿的,对我来讲,这也是一种实习和锻炼。
64、65级的学生又赶上“文革”了,他们的经历大都非常坎坷。今年50周年校庆,65级2班校友最近有一次聚会,40多人回来了30多人,大家坐下来谈自己毕业后的经历,真是非常令人感慨。59、60级的毕业生分配基本上是省级以上广播电台,而64、65级的学生分配基本上没有在省里的,大都在县里甚至乡里。但他们中的许多人经过三十多年的奋斗,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。
第二个难忘是广播学院近十年来实现了几个大的跨越,尤其是跨世纪的几年间广播学院的大发展。由普通高校变成国家“211工程”的重点院校;由比较单一的广电专业高校变成全媒体的高校;由最初的千人院校发展成万人大学;由广电部主管的行业高校变成由教育部直属的国家“211工程”重点大学;由本科院校变成具有完整体系,包括博士、硕士、本科、专科等办学层次的大学;由教学型院校向教学研究型院校过渡。 |
第三个难忘是我这辈子没离开广院,没离开广电史,没离开学生。从1959年起我教了30年本科生,从1979年起教了20年硕士生,从1999年起指导博士生,如果能教上10年博士生就好了,到现在已经6年了。我到外地出差的时候,除了正常的工作任务以外,还特别去看望一下各地的学生。迄今为止,大陆的31个省、直辖市、自治区我都去过了。从中央到地方,从省到县市,从海南到黑龙江,从上海到西藏,全国各地都有广院的学生,真是桃李遍及广电园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