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77摄”口述实录:第2章 重启·广院有多远(1)

发布时间:2017-05-10浏览次数:939文章来源:中国体彩网手机版:传媒大学


70年代

对于77摄影班的50后们,上世纪70年代是身体和思想双重发育的时期。“前有六十年代,后有八十年代,而七十年代给人的感觉,更像是两团狂飙相继卷来时候的一小段间歇,一个沉重的喘息。”这是《七十年代》主编李陀描摹70年代的一段话语。50后们虽然在年龄上多少有些差异,但他们都是在70年代成长,在这两个狂飙之间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或者青年时期。

从校园来到社会的广阔天地,军队和农村的环境并没有改变任金州、钟大年们的好学生特质,那就是凡事要拔尖的冲动。这种由家庭滋养而成的生而优异的习惯已经嵌入了他们的骨子里。

任金州入伍一年之后就担任了部队教导团的班长,1968年参军的他管理着1966年入伍的兵,于是,他的班长生涯从16岁就拉开了帷幕。只是,相比做管人的干部,精进于专业技艺更让他有满足感。

任金州:我是军事训练的尖子,是全能特等射手,步枪、冲锋枪、班用轻机枪都擅长。比赛投弹,我们连最远的一个投72米,为了赶超他,投的时候用力过猛,结果使胳膊受了伤,不过还好,70米,得了第二名。

钟大年:农民干活讲求实在、基本功好。当年在农村,农活里最难的“提耧、下籽、入麦秸,扬场使得左右锨”我样样精通,也算是一方佳话。

无论是顺境,还是逆境,对于实务的要求从未放低水准,这也许促成了他们日后成为电视领域“顽固的手艺人”。无论是务实,还是务虚,他们是一群从未放低过自我要求的人,这在一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份,一颗顽强的学习进取之心分明是一股股自我进步、社会发展的深流。

岑传理:父亲为我起这个名字意为“传播真理”。在青岛当兵的时候,我办了一张青岛图书馆图书证,那个图书馆员说你是当兵里唯一来办图书证的。虽然教育中断,但是文化有很强的传承性,希望能够继续学习的强烈愿望始终没有断。每到放假的时候,部队有一天可以休息,上午还有执勤,下午可以出去,基本一天时间,我能在那儿坐好几个小时看书。

当时大量的读物被当作毒草收缴封存,能读到的都是规定图书。1970年毛泽东倡导高级领导干部读读哲学,任金州写信让自己的家人直接将老父亲的书邮寄到部队。黑格尔、费尔巴哈系列,以及《西方哲学史》和毛泽东的《矛盾论》《实践论》等大部头成为任金州和叶青醇的枕边读物。读累了哲学,两人都还自学起了英文,以至于战友们大惑不解,丢给他们一个问题:你想干什么?

想干什么?他们也不知道答案,但答案似乎已然在他们心里。正如作家韩少功的反思:“文革”不过是一场大病来袭,但如同历史上文网森严的旧中国体彩网手机版:和政教合一的旧欧洲,它并不曾冷却民众的精神之血,无法遏制新文化的萌发、繁殖、积聚、壮大以及爆发,直至制度层面的改革。这才是历史真切而生动的过程。

对于“知识”的渴求,以及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的念头好似奔腾的地下河,于流落各处的知识青年们心中川流不息。这样的感觉,对于一批正在“劳其筋骨”的77摄影班成员而言显得尤为强烈。

1955年俞建成出生于杭州,高中毕业后插队去了浙江淳安农村,之后返回城中成为一名工人。

俞建成:这个工厂,也许你们不太清楚,叫混凝土厂,干什么呢?造马路的,我在里面拌混凝土。这个工作是极其极其累的,比农民还要累,没想到工厂比农村还要辛苦,所以就很希望自己的处境能有所改变。

段晓明1954年出生于江西萍乡,高中毕业之后也是插队,开始在一个采石厂采石头,后来又去养猪。

段晓明:1972年开始有了推荐上大学制度,但因为我父亲的问题,本来推荐上工农兵学院,是个大学,最后被人家挤掉了,挤掉了以后我就上了个中专,学的是电厂的锅炉检修,毕业以后就和锅炉打交道了。那个时候钻锅炉比在农村待着还难受,极想跳出去。

1970—1971年,中国体彩网手机版:开始推行“自愿报名,群众推荐,领导批准,学校复审”的方法招收工农兵上大学,一系列非客观选拔标准不仅造成了“走后门”现象丛生,而且“唯成分论”也严重挫伤了出身不好的青年们的学习积极性。

从城市到乡村,从乡村到工厂,在命运的流转中,知识青年们在困惑,在思考。这是一群看似被时代卷裹着前行的人,但他们的心从未随遇而安。

乔保平祖籍河北,1956年出生于保定,自小便跟随父母支边来到甘肃。70年代初期,他作为回乡知青在太行山下的家乡陪伴年迈的祖母,经历了五年的农村生活。返城后他每年都回家乡探望老人,因此希望能有机会转到离家乡近点的地方便于照顾祖母。

这样的愿望,对于在北京出生的军队大院子弟刘建新而言,更是一个具有宿命意义的英雄梦想。

刘建新:我光上小学就上了四个:在北京的北锣鼓巷上了一个小学,在三里河上了一个小学,之后在外地上了两个。因为我要跟随父亲的工作流动。四年级的时候我跟随父亲在嘉峪关卫星基地过了一年,很快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,我父亲就到了西藏,就这样,我在四川完成了中学。高中毕业以后下乡了,两年半后返回成都,在成都市果品公司卖水果。当时我们是因“文化大革命”被赶出北京的,那么我的想法很简单,那就是:我要凭自己的努力再回到北京!

一群人,一群时刻准备着的人,一群渴望重生的人,他们缺少的,只是一个机会……

一切为了明天,但明天何时到来?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编辑:王丹瑛)